本周周末特辑B版为大家带来的是：明代中外舆图中的雷州半岛及其海交史初探。
本文原载于《南海学刊》年第1期，摘要及注释从略，引用须参考原文。
明代中外舆图中的雷州半岛及其海交史初探
陈国威
雷州半岛海岸线长达千米，连海岛在内更可达千米，是我国大陆沿海与非洲、中东、欧洲、东南亚、大洋洲海上距离最短的海岸线。加之半岛境内海湾、港口众多，因而在国家航海史、海防史上自然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在海图、地图上相应留下了相关的记载。但综览相关研究，目前利用古代舆图对雷州半岛进行考究的成果不多，只有寥寥数篇，这显然与雷州半岛在航海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基于此，笔者不揣陋浅，尝试利用几幅明代中外舆地图对雷州半岛在明代国家海防、对外贸易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雷州半岛的海路交通简史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都甘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言及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学者多援引此书。一般认为，“都元国就是越南的沱瀼。邑卢没国可能说是暹罗湾最大入口处的Ratburi(今之叻丕)。谌离国就是缅甸的顿逊(Tenasserim，今译为丹那沙林)。夫甘都卢是缅甸的卑谬(Prome)和连着卑谬一个面临着锡当河的繁盛地方，叫作Taung—ngu的合称”。上文所涉地域皆在今东南亚与南亚一带。也就是说汉代时，中国与通过海路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进行交往，地处雷州半岛的徐闻便是其中一个始发港。这条贸易航线的影响似乎在唐代还有余音，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述徐闻时言：“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并附民谚曰：“欲拔贫，诣徐闻。”然而随着唐代前后“广州通海夷道”的拓展，民众更多是“帆风西行”，避开琼州海峡，走海南岛东面外围的航线，徐闻盛况已大不如前。～年，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华丰村、红坎村、槟榔埚村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虽属小型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饰颗，大小形状不一，其中琥珀1粒，玛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珠粒。这些物件中，学者认为其中有不少应是由海路输入的。《汉书·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在汉代，雷州半岛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中央王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朝廷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它往往是朝廷用兵驻扎的大本营。如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平定交趾征侧、征贰两姐妹起义，就是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初学记》卷八引《交广二州记》，三国时期，“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按张荣芳先生等人的说法：“在海南岛上设立的珠崖郡，其太守却要驻扎在大陆的徐闻，雷州半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年9月29日遂溪边湾村一户邹姓农家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包括鎏金器、波斯银币、金银手镯、金指环、金银碗等。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批文物是距今多年前南朝时期的域外物件，其中一件波斯萨珊王朝鱼草纹鎏金器和数枚波斯银币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一件“萨珊式银碗”，外形是十二瓣状，刻有阿拉美文字，该文字在当时的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曾被使用。出土的银币有不少已被钻孔，学者估计可能是被遂溪当地土著人作为银饰品。针对这批文物，刘迎胜先生说：“遂溪波斯银币发现地向东约1公里处，有西溪河流经，约10公里外为此河入海处。可能这批波斯银币与泛海而来的波斯海商有关……在岭南流通的这些波斯银币无疑来自入华贸易的西亚海商。”据笔者调研，边湾村靠近遂溪河(遂溪河与西溪河联通，部分当地人亦称之为西溪河)，在东北这个方向，遂溪河与东桥河汇合，然后通五里山港，进入湛江港而流向大海(南海)。也就是说遂溪廉江内地船只要出南海贸易，这些河流是必经之地。李庆新先生也认为：“遂溪地处粤西沿海，与汉代南海贸易要港徐闻、合浦相距不远，与海外各国当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到了唐代，亦有相关文献提及雷州半岛海路交通的历史。“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当今学者认为：“在自两汉到唐代这段漫长的时间中，自东南亚到岭南的舰船，为避开鲨鱼出没的琼州海域，大多在雷州半岛西岸从海路换成陆路。”日人真人元开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遇风飘至海南岛，受到了当地佛教徒地方官冯氏的招待，“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其后鉴真和尚在冯氏的帮助下，渡过琼州海峡，从徐闻海安上岸，再由陆路到达广州。公元年(唐懿宗咸通四年)唐朝用兵南方，征召几万人集结岭南东、西两道……润州人陈磻石便诣阙建言：“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稻谷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
其后历朝文献中，亦不乏关于雷州半岛海路域外交通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黜降官》载：宋宁宗嘉定年间，“新知新州赵伯东罢新任。以监察御史金式言其昨守雷州，多破官钱收买商货，航海以归。”而郑公明被“放罢知雷州，以广西提刑崔与之言其三次般运铜钱下海博易番货”。由此可见郑、赵两人被罢官的原因是因触犯了严禁用铜钱博易番货的规定。明清时期通过海路，雷州半岛与外界的交往更频繁。万历《雷州府志》卷三《地理志一》中也记：“(雷郡)八十里曰愽袍山(高十五丈，盘围八里。故老传云：昔番船夜泊，见山石岩中有神光射天，乃舣舟寻访，闻有人声就而不见。番商告乡人立祠祀之，名射光岩，方广四丈许，因在愽袍村，故名。”在这个时期，活跃的潮商也“恃重赀往各乡买糖，……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澄海等地所需粮食，“向藉商民领照赴洋及高雷等处买回澄，以贾民食”。“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远货苏州、天津等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雷州三面环海，北负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风帆易顺，南出琼崖，东通闽浙，亦折冲之所好也。”康熙《海康县志》也记：“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也就是说，通过海路，雷州半岛与外界往来十分便利。笔者曾在半岛的麻章区一庙宇中见到一块乾隆时期的石碑，上刻：“其年乾隆四十乙未初冬，埠秤沽糖，强壮太甚，众不甘兴……同在上帝案前，设立行规，措置公平，针秤石码，行众通用。”其下还刻有捐款修庙名录，包括潮会馆、泰兴行等，里面不少人是来自潮州地区的。雷州半岛上的遂溪县被誉为中国的“甜县”，就是因为当地甘蔗种植面积极广，榨糖业比较兴盛。其实在明代该地已有“糖蔗得利，几与谷相半”的记载。除了糖，在雷州半岛，还有一些经济作物也是通过海路输出。如花生，“宋元间……粤估(贾)从海上诸国得其种……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船，而货于中国(原)”。
此外，在年前后，法国“安菲特理特号”在第二次远航来华的途中由于风暴而失去了桅杆，搁浅在一个被称为“广州湾”的小岛上。年11月，法人在湛江立碑纪念，上书：“安菲特里特号，隶属皇家中国公司，是第一艘从法国驶往中国海域的舰船。该船全体船员在广州湾滞留时间为年11月16日至年5月10日。”年法国出版的关于广州湾的地图上甚至标示有“安菲特里特航行路线”。
明代关于雷州半岛海路域外交通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陈上川等华侨及海盗的视角中得到更多的印证。诚如李庆新先生所指出的：“明朝中叶以后，倭寇、海盗从浙闽海域南移到粤海，广东西路海域到北部湾成为国际性走私与海盗活动中心”。
总的来说，雷州半岛与外界社会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倚重海路。
二、明代中外海图中的雷州半岛标示雷州半岛东临南海，西接北部湾，与海南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既是中外往来之交通要道，亦为中国中央政府维护海疆的重要前沿、海防据点。因此不少中外航海图、海防图都有标注，这为我们了解雷州半岛古今变迁留下了宝贵的文献材料。
明代著名军事思想家郑若曾(～)所撰《筹海图编》“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海防专著，是研究军事史、海防史、中日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在《筹海图编》中有关雷州半岛的描绘主要是海防据点方面的内容。在卷之三的《广东沿海总图》中，雷州半岛从东到西标注有“湛川巡司”“通明河泊所”“黑石巡司”“宁海巡司”“锦囊所”“海安所”“三板巡司”“徐闻县”“沓磊驿”“东场巡司”“清道巡司”“遇贤巡司”“武郎场”“乐民所”，在“雷州府境图”一页；而“赤水巡司”“硇洲”“石城县新河驿”“凌绿巡司”标示在“高州府境图”上，因为当时石城、吴川两地归属于高州府管辖。《广东沿海山沙图》也是以海防据点为主，突显《筹海图编》的海防特性，只是比《广东沿海总图》略为详细些，具体到营、烽堠、所、司等，如“洪排营”“节到营”“老沙营”“讨网烽堠”“踏(沓)磊烽堠”“麻障烽堠”“海宁所”“乐民所”“锦囊所”“清道巡检司”“赤水巡检司”等等。一般认为，明代对于近海海岛的管辖布防是较为重视的，往往在沿海地区建立卫所，设置巡检司，构筑海防壁垒，规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须要常加提督”。由诸多所、巡检司标示可见，雷州半岛在明代海路贸易及海防上还是很重要的。
图2《筹海图编》中的《广东沿海山沙》局部(据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年)
据了解，《筹海图编》以及明代后来的《海防图》往往是以郑若曾与唐顺之共同编制的《海防图》为蓝本，惜笔者未能觅见此图。然郑氏曾于年撰《郑开阳杂著》，上附《海防一览》一图，此图价值也颇高。在郑氏《万里海防图》一幅中，雷州半岛海岸线地标及海面皆有标注。沿岸的标示(从东往西)有：遂溪县、雷州府、徐闻县、两家滩、石城县千户所、吴川县宁川所北寇门、山尾。海面上标注(从东往西)有：杨梅池、平江池、蛇洋、珠姆池、蛇洋洲、凌绿乌□涠州、独□山、上圣渡、七州洋、特程山、调洲、马溪山及调鸡门洲。而碙州绘在第二幅的高州府一页，旁边有汾洲山、放鸡山、大黄程、小黄程，旁边方框有文字注曰：“□初设巡司于碙州，控扼海。适正统间移入内地，碙州无兵防，似宜修复。”事实上，郑氏《万里海防图》比较宝贵之处就是在海图上使用大量的文字说明。如第一幅图上，在“两家滩”旁边“番舶多在两家滩，乃遂、石二县要害，宜严防。”图的右侧两方框文字曰：“琼雷二府，白砂石石瞿士官文昌各港，已北有峰堠戍守。嘉靖癸丑，移守龙门港之兵船与备倭，官兵更奋御海寇，南巡□北海珠池。”“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浡泥西洋天方国俱在西南海中”。第二幅亦有不少文字说明，其一曰：“绘海图，说海图，以沿海险要为重，如广福诸郡有正东正南，东南所向之不同，非曰一字同向也。故但标识其大要，以见勇立中国而经略，夫外裔□推移之话机也。”
图3《郑开阳杂著》一页
图4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局部
宋应昌《全海图注》上的《广东沿海图》，对于雷州半岛的标注大致如此：乐民所(旁为白黎港)、调神营、仙口营、永平巡司，沓磊驿，在永安所与白沙港中间是一入海河，旁边注曰：“至廉州港口二潮水，可泊北风船七十只”“泊南北风船百余只”。涠州(岛)上注“有人家”。碙(硇)州(岛)上注：“宋端宗崩于此”“至琼州二潮水，泊南北风船百只”。白鸽寨处于雷州府与遂溪县中间，旁边注“广州澳”，应该指的是“广州湾”。徐闻区域上有锦囊所、调黎、赤泛、宁海巡司、海安所等，锦囊所北面注“洐”，说明是“此海□浅，潮满方可行船”。海安所旁曰：“泊西北船百只”，似乎说明这个时候海安是一个大港口。通道上亦注“俱暗沙”“竹牌礁”。“《全海图注》上的港澳标注着停泊各种方位风向与数量不等的船只，或至其他港澳的距离。这类标注最为丰富，亦是区别其他海防图的显著特征。”
而邓钟的《筹海重编》是根据《筹海图编》删改而成。《筹海重编》的《万里海图》[注]有雷州半岛比较丰富的海图记述，为雷州半岛航道、海洋概况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该书卷三广二图标注有：“永安港水浅，难泊大船”、永安所、旧乌兔寨、“乐民港水浅，难泊大船”，旁边是“白鸽官哨泊此”、凌鹿(禄)巡司、(往北相继标注)抱金营、乐民所、博田营、洪排营、节到营、海康所、息安驿等。在乐民所与博田营中间注“洪排港水浅，难泊大船”及“此海有暗沙名口古冡撒来往大船难过”，节到营与海康所间有一河伸入内陆(不知是否是“南渡河”)，旁注：“涨康港口水浅，候潮长，方能入大船，内泽可泊”。海康所与息安驿中间亦有一河伸入内陆。旁边两方框分别标注：“海康非廉州府所属，但□(似是“贼”字)入广州道必经于此也”“老沙港口有石，难泊大船”。而广三图内容丰富不少，从西到东，沿海岸分别标注：南门墩、陈家墩、宁海墩、调黎墩、清安墩、对楼墩、沓磊墩、对网墩、涠州巡司、宁海巡司、锦囊所、英利驿、海宁□、徐闻县、海安所等。在沓磊墩与对网墩上面则标注：“雷州港内水深，可泊兵船数百。”
图6邓钟《筹海重编》局部
清安墩与对楼墩间有一入海河。旁注：“此□大，可泊，东北风至放鸡三百里，至白鸽半潮水，至雷州二百里。”在硇州地望，有“属高州府吴川县□□有一都，民□□”。在硇州这一片海域上，有方框标注：“此琼州各港海贼聚散往来在处抛泊、邀截商船。”另外在硇州往东方向注有两名“沙洐”“洐口”，旁边左边方框注：“如往琼州必经此□过，若往清澜港由硇洲外可去。”右边方框注：“此洐口过船险，须用惯熟水手。”锦囊所旁“至硇洲半潮水，至白沙一百里，至海安一百里，至雷州一百里”；海安所上面注“海安港浅□难久泊大船”“涠洲哨白鸽寨分界”。广四图沿岸(从左到右)标注：尖□墩、调高墩、赤水巡司、北鹅墩、麻障墩、石城墩、□川巡司、北月墩、金冈寨、北品墩、两堡墩、南埔墩、淡水墩、草绿墩、调东墩、通明埠、通明墩等。湛川巡司在遂溪县城旁。在最右边的通明墩与通明埠中间绘有一大河直通内陆。旁注：“通明港水深，可泊大船”“此澳大，可泊。东北风至硇州至锦囊至白鸽至雷州，各半潮水。”白鸽门寨仍绘在“东头山”与“蔴练塘”旁，注曰：“本寨兵船劄此，内可容船数千艘。”奇怪的是白鸽门寨左下方海面(从右至左)标注“广州湾”“限门港”“吴川港”。此三港旁方框注“限门港有飞沙，极险，甚难出入大船”。蔴练塘旁标注：“此曰蔴练塘，前出限门即係大洋，后入仙门即□雷州，前后皆有沙，水浅大船不得进。”最左(往徐闻方向)，在赤水港上注：“白鸽哨泊此”“白鸽寨北津寨分界”“白鸽北津会哨于此”。在《万里海图》上虽然没有标绘形象画法的船只，但进行远洋作战的要素，诸如港澳内停泊的风向、船只的数量及至其他港澳的距离，都已具备。更为重要的，《万里海图》上还标注了会哨。会哨遂使这些单一的要素充分整合起来，以使明军远洋作战中发挥整体战斗力，最终达到“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居”的目的。
综观明代的舆地图，我国先贤们采用的是“上海下陆”式样，用“计里画方”成图手法绘制，记录了当时海洋、航道、海岸线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当时的海防、海洋贸易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
一些外国海图上亦有一些涉及雷州半岛的记载。荷兰人林斯豪顿(JanHuijgenvanLinschoten)曾在年跟随葡萄牙传教士来到中国，随后绘制了一幅海图，该地图也标注了雷州半岛的一些地名，如雷州(Liucheu)。周运中先生认为林斯豪顿地图中“雷州之东有Tachen应是电城，即电白县城。其中间的Pulotio岛”“是今湛江市的东海岛”；雷州半岛西部的“TerraAlta”是钦州湾。雷州半岛的内容比较简略。笔者在荷兰一个网站上找到一地图集——《布劳范德姆地图集》(Blaeu-VanderHemAtlas)，该地图集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记忆”名录，其最初出版于～年间，包含全球海陆地图，有超过张地图、印刷品和手稿等，共逾50卷。其中有一幅“东京湾和华南地区海岸图”，这幅海岸图亦见于蔡鸿生、包乐史等中西学者合著《航向珠江一一荷兰人在华南(—年)》一书，但没有相关标注及说明。经过友人徐冠勉等人的翻译，我们知道图中雷州半岛一些标注。此图中雷州半岛右上角为沙洲和海岛，被标注为HopeloseBaij，是荷兰文“无望之湾”之意。在这片沙洲和海岛下方，一块凸出的陆地被标注为葡萄牙文“CaboMandar”，意为“官角”。在雷州半岛临南海这片海域陆地，即今吴川地区，也就是此两处标示。在“官角”下方一大片沙洲的海域旁标注“Denoorderdroogtenleggenmeestgelijk’twater”，大致的意思是“北部暗礁于水面齐平”；旁边还有“middeldrooghten”，意为“中部暗礁”。这一片海面雷州半岛部分人员也称之为七洋洲。但荷兰人还是在这里航行过，因为沙洲中间空隙处还是标注着相关水深的一行数字。相对而言，在现在徐闻县南部地区的地名标注则相对比较密集，也许是域外人士比较熟悉的地方。海图上注有waterplaets是荷兰语“有水之地”的意思，海图上这个位置不知是海安港附近还是二桥村附近(即现粤海铁路北港码头)？因为这两处都有淡水河注入大海。海安港是现在命名的大水桥溪，而二桥村是白水河；二桥村传说是汉时徐闻港。“有水之地”的西面上注eenHogheTooren，意思是一个高耸的塔，旁有一中国塔式建筑的图像，很可能就是徐闻县城里始建于明代的登云塔；在eenHogheTooren的西边有DeVisschersHoeck，荷兰语为“渔民角”。“渔民角”的西边的地名难以辨认，应该是P.taKenWeer，可能是指今灯塔角(角尾乡)——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所在地。角尾乡的灯塔角亦叫灯楼角，是年海南岛战役起渡处，据说该处是离海南岛最近的陆地。另外此处亦是北部湾与南海海域交界处。灯塔角的西北边写有eengrootedorp荷兰语意为“一个大村子”，再往西北是laeglandtmetboomen，即“树林覆盖的低地”(或者译低地有许多森林)；再往西边的地名是alhiergeenlandtgesien，意思是“此处并未看到陆地”(这里看不到陆地的东西)，然后是Ditliutm…BridamsEylandt意思是“在这里可以看到Bridams这个岛”而在“有水之地”的东面标注了roodeDuijnen(红色沙丘)，再往东是deVlackeHoeck(平坦的角)，更东的是komtnietnaderals8vademen，意思是“不能进一步靠近，因为(只有)8英寻”。图中琼州海峡则标示有几条测量过的水深航线、暗礁和沙洲。而在eenHogheTooren正对面的海南岛的图上亦有一行荷兰文，其汉文意思是“这里有城市在河边，河里有许多船”，海南岛这边相继也标注一些，如“这高地有白色塔”“东北角”“这个岛非常干”“这个地比较泥泞”“这个地较硬，有55暗礁”“硬的海底”。在海图东北方向(雷州半岛往广州的方向)，范氏地图除了零星的标注外(如Sonnce河等)几乎没有标注什么，似乎荷兰人并没有往吴川的方向行进。而从广州周围的标注多采用的是葡萄牙语，可能是在某一葡萄牙人所绘的华南海图基础上叠加上去。
图7布劳范德姆地图局部
另有材料显示，早在年，荷兰人已对吴川地区至少有概念了。如时任巴达维亚总督的布劳沃尔(HendrickBrouwer)曾计划发动一场对中国人的“严酷的战争”，企图用武力迫使明朝就范，开放沿海贸易，封锁澳门，孤立乃至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年8月15日《东印度事务报告》记载，步骤如下：第一，先派快船和帆船占领从南澳到安海的整个中国沿海，消灭活跃在中国海域的海盗刘香，对从暹罗、柬埔寨、北大年和交趾(Cochin-China)及其他地方的来船“不加区别一概拦截”，企图从海上封锁广东、福建两省。第二，进一步的行动是派遣“整个基督徒和中国人的力量前往广州湾，这样从南到北，烧杀掳掠，直到广东的地方官员郑重地准许我们的自由无障碍的贸易，并只限于我们；而且在生活用品、人力和弹药上不再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任何帮助。”据相关志书，明朝时，“广州湾”所指的大致就是吴川一带的海域。嘉靖、万历间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之五“舆图三”中“全广海图”第三图雷州沙头洋外有“东海场，属雷州府”字样；在第四图吴川县南仙门港外则有“广州湾”的标示。
对照现在雷州半岛的地图，海图上的eengrootedorp(一个大村子)大约在雷州乌石一带，乌石村是清代著名海盗乌石二的家乡，据言“明初外地渔民到此打鱼逐渐形成聚落”。当地也存在雕像为非汉人的“番王信仰”；这一带还有一个村子在明代方志中有所记载愽袍村与愽袍山(见上文所引)，博(即愽)袍村现隶属雷州市企水镇管辖，其北侧面是企水港，南侧面是海康港，这一带面临的是北部湾海域。laeglandtmetboomen(树林覆盖的低地)估计是就在现企水、唐家一带，这里是火炬农场各大队的集中地，唐家林场也在这里。alhiergeenlandtgesien(此处并未看到陆地)估计是江洪一带，这里目前是一个大的渔港。
布劳范德姆海图的海洋面上布满了不少深度数字线，说明当时荷兰人沿着海岸线在航行，然后利用三角形等高线绘图方法，绘制海图。这幅布劳范德姆海图对研究明代雷州半岛的航道线非常有价值。
研究过程中，主要采取相对均匀的林地进行造林，前茬以杉木纯林为主，初植密度为株/hm2。样地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古海图中雷州半岛标注地方考析个案——以海安(沓磊)为例现代《徐闻县志》载，海安港是徐闻59个港湾中最大的商港。“海安港为古代港口。始建于北宋，原名博涨，明代改名海安，取海疆安宁之意。”在耶稣会会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广东省图”中，此区域标示有“博涨港”“海安所”“麻仑港”“小遂山”等，没有“海安港”标示；但在清代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二十“沿海舆图”中，则标注有“海安港”“博涨”“海安所”“海安营”等数个地名，不知何故。海安与海南省省会海口市隔海相望，相距18海里，港口是现中国最大的汽车轮渡港口。这一带有海安港、沓磊驿、博涨港等，唐宋流寓文化产生后，宋代的苏东坡、李纲，明代的汤显祖皆在此地留下踪迹。如万历年间汤显祖贬谪徐闻时于此留下诗句：“沓磊风烟腊月秋，参天五指见琼州；旌旗直下三千尺，海气能高百尺楼。”这一带港口一直为各封建王朝的军事、交通、对外贸易要港。据记载，洪武十七年()安陆候吴杰、都督马鉴受命巡视雷州，在雷州沿海设置海康、海安、乐民、锦囊4个守御千户所及石城千户所(隶雷州卫)。明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据广东指挥使花茂之建议“沿海宜立卫所，以防备海盗”，在雷州半岛设立雷州卫及海康、海安、乐民、锦囊等卫所，练兵屯田，防御倭寇海盗。形成了“一卫”和“四所”的战略防御格局。到清代，海安的海防位置似乎还是非常重要，时清朝廷在海安设立高雷廉三府水师，副将将兵二千五百统战船援剿高雷廉三府。在康熙皇帝所下的敕谕中明确规定：“其在贼中洪姓等贼徒与滨海贸易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着严行稽查；海滨地方文武各官，兵民商贾人等，若有泛海之船俱举，送于该管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奏报。”徐闻港地处海防要冲，当时徐闻一线军队装备较先进，仅海安城就拥有铜铸炮，铁铸炮30多门。海安的重要海防位置是与它的地理位置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海安古港遗址大概在古海安千户所城东门外，当时东门下筑栈桥，建小亭，称“轻车桥”，取古时于此地置轻车都尉之类将官把守之意。现仍有“桥”字残匾弃于水沟下。另外上马的石凳在海安原千户所城城内也有发现，上马凳呈工字形台状，一般有高60～70厘米。大水溪自北向南，于此处入海，港面平坦宽阔。东有白沙角，西南有博涨、水井角，互为掎角之势，颇似一天造门户。旧时潮水上涨，30吨的木帆船可抵达石莲山下。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布劳范德姆海图上注有waterplaets(“有水之地”)的地方，一般来说，在航海中注有水，自然指的是淡水了。又如宋元期间，宋将王用投降元军后，主动向元军报告说：“昰已死，世杰等立昺，改元祥兴，士卒止万人，而碙州无粮储，闻琼州守臣欲给粮二万石，海道滩水浅急，难于转运，止有杏磊浦可通舟楫，宜急以兵守之”。清代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二十也说：“自海安绕西北至合浦、钦州、防城，西及白龙之江平凉、万宁州，延长一千七百里。如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风，宜北风。”现代地情资料显示，海安港为不正规日潮，海安港最高潮位3.06米，平均高潮位1.77米，平均低潮位0.55米，平均潮差0.82米，最低潮位0.09米。另据记载，明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在海安设立宁海巡检司，“盘诘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清雍正十二年()自海安迁至武安墟(即现在的曲界)。曲界的宁海巡检司旧址在现菜墟，已废无迹。
明正统年间，学者陈白沙过海南岛时，看到海安港海面船只来往繁多，挥笔写下佳句：“海中船似梭，横穿直织清波锦；琼崖七星塔，倒写天上白云纸”。到了清代，海安一带因地处沿海地带，大量货物，如沉香木、土糖寮、南药高良姜和槟榔、红白藤等土特产皆从海安输出，而广州、合浦、海南等地的煤油和大米、布匹、陶瓷等物品亦从海安输入雷州半岛，海安区域日益繁华。清代嘉庆十年()“徐闻县广州会馆碑记”载：“徐闻于雷州为属邑，距广州千余里，地分山海之间，田畴膏沃，物产丰美，四方之市麻升者，荃葛者，卒萃于此土。”而在另一块“徐闻县新建广州会馆题名碑”中，罗列以“堂”“号”“当”为名的商号就有间，各类人名亦为数百。海安潮州会馆，清代建筑物，具体建造时间不详。会馆位于海安古港埠东南翼。正是鉴于海安对外贸易的盛况，清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后，次年粤海关即在海安设开放贸易总口岸，下辖雷州半岛及钦廉沿海的雷州、钦州、赤坎、乐民、博赊、东西乡等日岸和锦囊、白沙、山口等小口岸。海安是广东七大总口之一，名为雷廉总口。至清道光十八年()设在广东西部的有梅菉和海安两个总口。“海安总口主要出产黄白糖、花生、豆油、油楛等，其下辖雷州、钦州、廉州3个正税口。雷州正税口又辖赤坎稽查口和乐民稽查小口……在乐民口岸，常有40～50艘风帆船往来于海南、北海、涠州、防城、钦州、合浦、广州湾(即现湛江市)、广州和东南亚各国港口。钦州正税口主要出产薯苓、咸鱼等。廉州正税口主要出产薯苓、海参、蛏干等……海安总口还下辖白沙、田头、博赊、南樵、对楼、锦囊6个小口”。关卡的设立，彰显该地区贸易的兴盛。即使到民国初期，海安仍有至香港等地客货轮来往运输。后因地方动乱，人口逃亡，物产锐减，海上运输始衰落下来。
四、余论明代可谓是中外交往比较频繁的时代，西方国家从海路向东方(中国)开进，中国等东方国家则一方面在民间承旧俗，继续通过海路与外域进行贸易往来与交往，另一方面则强化海防，在沿海地带布置海防。中外这些活动，或多或少地有相关文献遗留下来。舆地图即为其中之一，从而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史料，为我们了解当其时海洋概况提供了可靠信息。通过分析中外一些古代舆地图，我们可以了解雷州半岛不少海洋信息，也为其中港口的兴衰提供分析的资料。如我们通过范氏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北部湾通过琼州海峡进入南海时，这个喇叭口里存在着一个大暗沙——由图中可知荷兰人应该就进入到这个暗沙内，而这个暗沙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先贤在海防图上所绘的七洲洋。七洲洋的存在，对于外界沿北部湾沿岸进入中国疆域是非常不利，一旦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外界的船只就可能沿着海南岛的外洋进入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徐闻在汉代是重要港口，而唐宋时期，却趋于没落——唐宋时期航海技术的进步、指南针的出现等，有力地推动航海业的发展。因而，我们若要重新利用琼州海峡，扩展与北部湾区域的交往，可以考虑疏通这一暗沙，重新恢复这一条航道。另外部分古海图中的文字标注也在给我们揭示当其时社会变迁的情况，如硇洲岛，地处雷州半岛疆界的一个交通要道，“水道绵澳，上通潮福，下达雷琼，往来商船及采捕罟渔”。但自宋以来，却是被官方批评为容纳“海贼”的场所。文中的《筹海重编》在硇州这一片海域上，有方框标注“此琼州各港海贼聚散往来在处抛泊、邀截商船”。硇州却是外界走南海这条航线需要进入湛江的门户，如此一来，对于雷州半岛与外界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故从历史角度出发，我们也许要重视硇州岛军事地理位置的功能。总之，借古鉴今，我们可以通过中外古代舆地图等文献，梳理雷州半岛与外域交往的概况，寻找个中影响社会兴衰的原因，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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