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州半岛作为一个半岛，具有海洋文化的地理优势。但长期以来，由于地处国家大地的南端，远离中原，相关史籍记载缺乏，一直都被视红土文化的表征，海洋文化几乎不被提及。本文从整体史的角度，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民俗田野调研资料，从海洋文化视阈下，具体地探究历史上各个时期雷州半岛存在着与域外社会交往的历史。这些海洋文化交往史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雷州半岛一直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史，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史渗透在雷州半岛东西海岸的各个区域。关键词：海洋文化 雷州半岛 域外社会 交往长期以来，雷州半岛作为一个半岛，拥有天然的海洋文化地形，但由于地处南端，远离中原，历史文献缺乏记载，一直以来，雷州半岛都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红土地域。其实雷州半岛境内海岸线长，港口众多，出海即可东通广州、闽浙，西达南海诸国。当然，不可否认，并非地处海洋地带就可视为海洋文化。文化背景下的“海洋文化”一词往往主要指对外交往是通过海洋与外界发生往来。现笔者不揣浅陋，根据包括民俗资料等相关资料，粗略地探究历史上雷州半岛民间通过海洋与域外社会发生交往的情况，探究海洋文化视阈下的半岛与域外社会交往的种种历史，企求拓展半岛海上丝绸之路多视野与多领域的研究。一文献视野：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丝绸之路”，大家都比较熟悉，都知道它指的是古代中国与域外社会所有交往通道。但往往只是知道陆上这一条，即中原、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陆上通道。其实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通向域外社会，较便捷的途径也许是海路。而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在秦汉时期，即有中国船舶到达马来半岛一带。唐代之后，中国与域外之来往就更密切。可以讲，海上丝路也许就是世界上较早有文字记录的中外交往途径之一。从交易的货物上考察，中国出口的货物，唐宋之前估计仍是以丝绸为主；唐宋后，则以瓷器为主；辅以糖、漆器、铜器等。而域外过来的货物则是香料、药材、奇珍异物等。正是通过相互的往来，构成了中国与域外交往的大通道，构成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雷州半岛早在西汉时期即有着通过海洋与域外交往的文献记载，这段记载后来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献记载。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卷28下“地理志”记载：从徐闻出发的船只，可相继到达“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甘都卢国”、“黄支国“等；“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蓬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宝贵的文献记载说明，早在西汉武帝时期，政府就开辟了从广东、广西沿海经由东南亚地区前往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海贸易航线。学界对此文献所涉及的域外地名虽多有歧见，但认同地域皆在今东南亚与南亚一带。据朱杰勤等人考证，“都元国就是越南的沱瀼。邑卢没国可能说是暹罗湾最大入口处的Ratburi（今之叻丕）。谌离国就是缅甸的顿逊（Tenasserim，今译为丹那沙林）。夫甘都卢是缅甸的卑谬（Prome）和连着卑谬一个面临着锡当河的繁盛地方，叫做Taung—ngu的合称。”这条贸易航线的影响似乎在唐代还有余音，以致曾任过宰相一职的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述徐闻时言“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并将一句民谚记载于书：“欲拔贫，诣徐闻。”对这些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学界已有不少的研究，都承认在西汉时期始，中国即存在着与域外交往的历史，存在“海上丝绸之路”，其始发港在南方，其中就包括雷州半岛的徐闻。于此笔者就无庸赘言了。[1]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提及“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译长，文中说得清楚“属黄门”即归属官府人物，而“应募者”估计是来自于民间。毫无疑问，说明当时雷州半岛在此之前，民间已有民众前往东南亚、南亚一带了，存在民间的域外交往历史。二文物遗迹视野：波斯器物、古沉船与文献从雷州半岛的遂溪县城出发，往东走大约十多公里，过了铁路线不久，就可到达了一个小村庄——遂溪遂城边湾村。年这里曾发生了一件惊动考古界、海交史界之事。年9月29日在这里一户邹姓农家出土了一批文物，包括波斯银币、金银手镯、金指环、金碗银碗等，这批文物经国家文物专家鉴定，是距今多年前南朝时期的域外物件，其中的鎏金器和数枚波斯银币已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器是一件充满异国情调的波斯萨珊王朝鱼草纹鎏金器。其内外鎏金，高7.2厘米，腹围27.5厘米，口径8.4厘米，重.3克。材质为铜质，雕刻花纹线条流畅，饰以人首鸟身、飞凤、鱼、忍冬纹、莲瓣纹等。而一件“萨珊式银碗”，呈十二瓣状，刻划有阿拉美文字，该文字在当时的粟特和花剌子模地区曾被使用。从收集到的银币看，共分为四种样式。银币均为正面刻有国王像，背面为祭坛、祭司，背面中央似是袄教火坛，上有长明火，火之上有日月）银币不少的有被钻孔，可能是被遂溪当地土著人作为银饰品。袄教，在中国史籍中又称为火祆教、拜火教、波斯教等，传统上认为是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出生于古代波斯的米底地区，生活时代约为公元前—前年，他创立的这种宗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宗教，其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为主要经典，宣称世间存在着善、恶两神。善神名曰阿胡拉·玛兹达，号称智慧之神，代表着光明、洁净、创造、生命及美德。恶神则为安格拉·曼纽，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和恶行代表。阿胡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纽以九千年为期，进行了一场善与恶的较量，最终善神获胜。琐罗亚斯德教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年)，终于被奉为国教。袄教虽在魏晋南北时期传入中国，但在隋唐朝时才得到官方认可，“袄教”这个名称也是那时才正式出现，“祆”字是唐初的新造字。有学者认为，这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与伊兰关系史研究的空白，将中国与波斯海上通商的历史推向更早。此外也进一步肯定了波斯人在南海贸易中的作用，为探寻历史粟特人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踪迹提供了线索，也为古代高凉地方豪强参与南海海上贸易提供了证明。这是这批文物的重要意义所在。从这批文物中，我们可以证实，在南北朝时期，曾有波斯商人或附近波斯的商人到过雷州半岛；抑或是雷州半岛曾人通过海上航线到达波斯或者其邻近的地区，返回时带回这批金银器。根据田野调查，文物发现地不远处即为雷州半岛一大河流——西溪河的入海处，船只可直通大海。李庆新先生认为：“遂溪地处粤西沿海，与汉代南海贸易要港徐闻、合浦相距不远，与海外各国当有直接的贸易往来。”此外有关雷州半岛与波斯商人的关系，一些文献多少提供了佐证。日人真人元开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载，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遇风飘至海南岛，受到地方官冯氏的招待，“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已货，掠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提及到波斯商人通过海上航线来华进行商贸往来。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卷8中则言：“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海鳅也就是古人所言的鲨鱼。故此，有学者提出，“在自两汉到唐代这段漫长的时间中，自东南亚到岭南的舰船，为避开鲨鱼出没的琼州海域，大多在雷州半岛西岸从海路换成陆路。”正是通过相关的海路，雷州半岛民众在遥远历史坐标上与域外社会发生了交往，丰富了雷州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除了遂溪这批文物外，在雷州半岛另一个角落，也存在着与域外交往的文物，只是时间有些不确定，不知是唐代，抑或是明代，还是近代？岭南史地研究的学者曾昭璇先生在《广州唐代铜船》一文中谈及到一艘吴川古沉船：“沉船地点在离芷寮不远的沙角旋乡寮儿村海边，距岸约米处。”当其时沉船大部分已被海沙覆盖，约有2平方米船面露出。退潮时，露出部分。据说船上铜器常把鱼网钩穿。发现时已有不少渔民把船上铜柱锯下去来，带到集镇出卖。据当地渔民介绍，船长约40米，铜片包皮。拥有不少铜器制件。曾先生认为：“据此，这艘铜船比福建出土的宋船还要长十多米。……这艘铜船和鉴江口芷寮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沉在这里？等等。但是，已知芷寮港在湛江港未开发前(清中叶时)，已是粤西第一名港”。文中提及到的芷寮港口旧址即在今吴川市吴阳镇境内。另明末清初邑人陈舜系在其笔记《乱离见闻录》中记载：“闻芷寮初属荒郊。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光绪期《吴川县志》卷二亦载：“芷寮为海口，市船所集。每岁正月后，福潮商艘咸泊于此。近则货船聚于水东、赤墈(坎)，而芷寮寂然矣。”卷十则载：“芷寮……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剏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
吴阳芷尞旧址
对于此古船，因为某些因素，如当地博物馆人员认为，船并非唐代铜船，仍“近代铜柱栏杆外国木船即清代番舶”，没有打捞价值。但曾先生认为“这个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研究。”笔者曾从当地的田野调研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从文献的角度，提出了此船是明代番舶的见解，认为该船与明代海盗刘香佬及荷兰人有关。[2]可以讲，此物无论毕竟是唐代、明代文物，还是近代文物，此古船都说明，在雷州半岛沿岸地带，民间存在着与域外交往的历史。三民俗视野：红毛番岭与番鬼井一般人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埋首故纸堆的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历史研究，也是需要研究人员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历史学和人类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历史人类学正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在调研雷州半岛东海岸的情况，曾在吴川吴阳、距相传是芷寮港遗址的北面不远处见到一口水井，当地人称之为“番鬼井”。港口遗址旁有天后宫，邑人言庙宇是在旧址上新建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也说明港口遗址的正确性，宋朝之后，南方港口往往是有建天后宫的习俗。“番鬼井”在天后宫后面。井水现透凉甘甜，不少当地人仍日常食用。询之来历，吴阳镇、芷寮社区等不少人都说是以前有番鬼佬经过此地时，挖井取水的。据观察，除井水甘甜可口外，此井形制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为石块相彻，井口为圆形；民众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用手抛绳取水。此井距离芷寮港口旧址不远。此井文献有载：“番鬼井，在芷藔斗门村后。昔有番鬼泊船于此浚而汲泉，其井虽浅，泉出不竭，味甚清。”长期从事田野调研的学者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凝聚在习俗和传说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不少文献记载、碑刻、传说等，都说明早期沿海民众对到达邑地外国人的称呼往往使用带有“番”、“鬼”等称呼字眼的单词，如“番鬼”、“鬼佬”、“蕃客“等。“为表示他们（指粤人）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辛丑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红毛番，自称荷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亦藏有一些刻有“蕃客”的石碑。有学者指出，“最早与西人接触的是广东沿海一带居民，故‘鬼子’一词所具有的‘洋’的指向……明万历年后至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中国人沿袭明代的称谓，仍用‘鬼’、‘番鬼’指称来华的西方人”。“番鬼。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华南群众新造的词：‘番鬼’――把外来的（外国的）东西称为‘番’，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近代则将这些‘番’邦（外国）来的‘番’人蔑称为‘鬼’，故称‘番鬼’。”可以讲，西人抵华最先到达的南方沿海一带是存在着称西人为“番鬼”、“番鬼佬”之习俗，故往往“番”字一词往往隐含着地区与域外发生关系的历史，包括地名、遗迹等在内。据称，在葡萄牙人初登澳门的村落，即被人称为番鬼塘，现该村仍沿用此名。故吴川“番鬼井”地名也极有可能蕴含着当地民众与域外人员交往的历史。番鬼井房参村，隶属雷州乌石镇管辖，小村子距镇中心约6、7公里左右。笔者在雷州半岛民俗调研时，发现该地存有一地名曰“红毛番岭”。奇怪的是当地人否认有外国人来过，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没有听说什么外国人的故事，但镇上时有越南渔民来到。镇上拥有国家级中心渔港——乌石港，据言是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个港口，至今已有多年。港湾的形态呈三角形，西南三面临海，东与大陆地衔接。因港而成的镇上保留不少民俗文化，如法令宫、天后宫、蜈蚣舞等。法令宫供奉的是法令大王，据当地民众讲，此神是乌石当地特有的保护神。它的来历与海洋文化似乎有关系。传说很久以前，乌石港内漂来一大木头，有人看此木不顺眼，于是把它推走。但一会儿，大木头又漂回到原处。这个人觉得很奇怪，于是对着木头说，如果你是神木的话，你就竖立起来，木头果真竖立起来。于是，这个人就在乌石港边为大木头立庙。这大木头就是法令大王的化身。另一民俗内容蜈蚣舞也是具有浓厚的海洋气味。演舞时，几十个渔民装束的青壮年集体扮演成蜈蚣；他们头戴草笠，双手各执一把香，草笠上也插满香。队伍中一人扮“头”，两人扮“尾”，其他人扮“身”。用一条长约多米的大船缆在各人腰部打结，每隔1.5米至2米一个人，按一定距离彼此连扎成长队，队长约一百米，然后根据相关动作舞动起来。乌石天后宫由于乌石地处雷州半岛的西海岸，笔者是比较感兴趣“红毛番岭”此地名的。毕竟西海岸是传统的雷州半岛与域外交往的区域。经过不懈的努力，笔者曾打听到地名是来自于一个有一定历史、已消失的村落。经过一番的考证，笔者认为此地名应与明代前后番人来华、来雷州半岛有关，番人也许就是荷兰人。[3]毕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名，它往往拥有一定的历史记忆、历史烙印。所以在这里，笔者只是根据相关的资料，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作一个学术内容研究，以期待还原更多的雷州半岛历史。按照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传达的史学理念，也许雷州半岛东西海岸的历史文化就是一个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文化。四华侨的视野：鄚玖、陈上川雷州半岛海岸线长达公里，连海岛在内可达公里，境内海湾、港口众多。而从地理位置分析，半岛可谓是我国沿海与非洲、中东、欧洲、东南亚、大洋洲海上距离最短的海岸线。优越的海洋地理位置，造就了半岛民众与域外社会交往的历史。年，在明清朝代更换之时，时有雷州东岭村鄚玖[4]因不服清的统治，逃离到东南亚一带。雷州东岭村，位于雷州市白沙镇之西，与杨家镇店前村隔河相望，沈海高速公路在其东侧。距雷州古城约6公里，相传始建于元朝英宗（年）时期。村南面向南渡河畔，村北背靠飞鹅山。《湛江地名志》载：“白沙东岭，……相传始居者名‘东岭’，因以为村名。村建于元代。”东岭村全村姓莫，属单一血缘村落。在逃难之地，鄚玖辛勤劳作，招集流民落户垦荒。经过20多年时间，将荒野的忙坎(今河仙地区)地区变成人烟稠密、外贸发达、经济繁荣的港口，以致其时西人称之为“港口国”。致此，鄚玖成为越南河仙镇的开拓者，我国较早旅居海外的华侨之一，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5]鄚玖去世后，其子鄚天赐继续招募邑人[6]及华人，在继续在该地营造一个彼具“中华特色”的政权：“港口国……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其风俗重文学，好诗书。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有义学，选国人子弟之秀者，及贫不能修脯者弦诵。”[[22]]无疑地，鄚玖、鄚天赐及其带领的邑人自然是雷州半岛通过海洋与域外社会交往的一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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