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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去 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录学
班固撰《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专学。宋、金、元时期在目录学方面有十分显著的成绩。
崇文总目——宋代承袭前朝，由官府聚集学者，校勘图书编目。仁宗时，因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看详，定其存废。又命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前后历时八年，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赐名《崇文总目》。《总目》著录群书，首书名，次卷数，最后著录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略考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
通志·艺文略——郑樵《通志》中编有《艺文略》。郑樵不取唐以来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也不赞同《七略》的体例。《艺文略》尽收古今目录所述群书，分为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即集部）等十二大类，又细分为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目。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一个显著的革新。郑樵还重视图谱，认为书籍不仅应有目录，还必须具备图书表谱。《通志》撰有《图谱略》，是一创举。
私家藏书目录——宋、元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书籍目录，成为一部专书，这也是一种新创。代表作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郡斋读书志》四卷，对每种书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里时代，都有详细的介绍，并且对书籍的内容优劣得失，作出评论。《遂初堂书目》是尤袤就其所藏书籍撰修的目录，特点是略记各书的版本，为后世开辟了注重版本的风气。陈振孙在宋理宗时传录郑樵等家藏书，达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书后，著文介绍作者、内容，并略评其得失，称为“解题”。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中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大体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二书编成，分为四部，每部分若干类，每类各有小序，介绍其内容，叙述其学术渊源、派别及其兴衰、存亡。著录各书，先录作者姓名，后述书名、卷数。又有解题，介绍作者的经历和书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语考订。目录学方面的考证工作，是马端临的独创。
（五）音韵学
宋元时期的音韵学，包括今韵和古韵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今韵——所谓今韵，是指魏、晋、唐、宋时代的语音。隋代陆法言等撰《切韵》五卷，是研究“今韵”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时，撰《广韵》一百卷。真宗时，命陈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韵》五卷，次年赐名《广韵》。《广韵》依平、上、去、入四声，将韵部分为二百零六个，是当时文人作诗文押韵的标准。但此书分部过于繁琐，实际用韵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时，贾昌朝撰《礼部韵略》，比唐代减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应麟：《玉海》）。金哀宗时，王文郁撰《平水韵略》，分上、下平声各十五韵，上声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共一百零六韵。与此同时，张天锡撰成《草书韵略》，分部与王文郁略同。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诗韵，可能是金代的官韵。南宋理宗时，刘渊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比仁宗景祐《韵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韵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编《中原音韵》，将入声合并于平、上、去三声，再以平声分为阴、阳二声，以合四声之目，分韵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几种韵书的一百零六韵，成为后世通用的诗韵。
司马光撰《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把三十六个字母分清、浊，作二十图，以独韵为首，其次为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顺序。用图表的方法研究切韵，是一个创造。
古韵——如果用《广韵》来读《易》、《诗》、《楚辞》、《老子》一类有韵的文字，就会发现“今韵”与古韵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吴械开始对古韵作专门的研究。
吴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著有《毛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传）。今仅存《韵补》五卷。此书从《易》、《书》、《诗》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欧、苏的著作，共五十种，收集用韵和今音的不合之处，把它们综合一起（《直斋书录解题》），就《广韵》二百零六部提出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东”）、古转声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转声通“支”）、古通某或转入某（如“江”注：古通“阳”或转入“东”）。概括他说，他的学说，可分“通”、“协”两个方面。“通”是说音本相近，古人韵缓，可以通用，如东、冬、江相通；“协”是音、韵俱非，必须转声读之，才能相协，如在佳、皆韵下注“古转声通支”。吴棫的协韵说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不知道协韵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书，因此不能一以贯之，不免颠倒错乱，甚至出现一些臆说。不过，吴棫根据古籍古韵或者今人所用古韵，互相比较，来考定古韵的分合，为后人开辟了研究古韵的途径。朱熹的《诗集传》，大多因袭吴械的协韵说，只在“推不通”处，用己意补入。
又有郑庠撰《诗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韵目，归并成阳、支、虞、先、尤、覃六部。这是中国声韵学上古韵分部的开始。郑著不传，后世学者分古韵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郑庠所定六部为基础，渐趋周详。
（六）地理学——地志与地图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和商业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以及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促使这一时期的地理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方志方志是记载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述，包括政区演变及山川、物产、风俗、人口等各个方面。宋、元统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编纂图志，奏报朝廷。朝廷又命专人，将各地区方志汇总，编成全国范围的总图志。这些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在编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体例。
总地志——从北宋初年起，出现了许多全国总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基础上，改进了编修体例，内容也更完备。
《太平寰字记》，北宋乐史撰，共二百卷，目录二卷。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成书。记述范围，以宋初十一道为主，附及周邻各少数族和外国。乐史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乐史《上（太平寰字记）表》）《寰字记》大体上沿袭唐代地志的体例，但不附地图，增加了人物和艺文的材料，使以后的地志体例为之一变，地理的内容减少，历史的资料增多。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真宗景德年间，命翰林学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编各路所上图经。大中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书成献上。各地疆界、道里、户口、赋税、民情风俗等都一一具载。南宋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大多引用此书。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书后，陆续修订补充，一○八五年正式颁行。王存等依据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编纂；由于“不绘地形，难以称图”，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图称为“图经”）。《元丰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统来叙述，注重记载本朝的现状，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记载地里、主客户数、土贡和各县的情况。
《舆地广记》，北宋欧阳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间成书。《舆地纪胜》，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宝庆三年）成书。《方舆胜览》，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书。这三部宋代的总地志，都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较少，但对后代编修《一统志》很有影响。
《大元大一统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时，命搜辑全国总地志，以明“一统”。一二九四年，书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成宗时，陆续获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文命秘书监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书，共一千三百卷，由孛兰肹、岳铉等献上。顺帝时，刻印流传，定名《大元大一统志》。此书大致以一州为一卷，如事迹较多，则分为数卷。每州约分十目，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种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丰富。《大元大一统志》今已失传，仅存辑自《永乐大典》等书的残卷。
地方志——专记一州一县甚至一镇的地方志，宋代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多种。以时间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区而言，南方比北方多。这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传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较重要的有十几种（见下页表）。
这些地方志分类细致，文词也比较雅驯。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积、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户口、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税、赋税等有关地理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但更多的是职官、科举、人物、古迹、艺文等，比《太平寰宇记》更加史传化。不过，这些记载为研究各城市的经济、政治等情况，保存了有用的资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图，更是珍贵的文献。
金代初年，也曾编纂过《州郡志》，海陵王时有的府、州编纂过《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图宋、金、元各朝都重视地图的制作。北宋初年规定，每逢闰年，各州上贡地图和户籍，称为“闰年图”。后来又规定各路每十年画本路图一份，上交职方
员外郎，称为“职方图”。朝廷参照各路的地图，绘制成本朝全图。此外，还绘制各种专门性的地图，如外域、边防、宫阙、山川、水利、交通、都会等，种类繁杂，数量甚多。《宋史·艺文志》和《玉海·地理门》著录了宋代的许多种地图，有《山川形势图》、《南北对镜图》、《混一图》、《掌上华夷图》、《西南蛮夷朝贡图》、《交广图》、《河西陇右图》、《麟、府二州图》、《河东地界图》、《地里图》、《指掌图》、《福建地理图》、《东京至益州地里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西域图》、《海外诸蕃地里图》等。北宋末年，金兵从开封掠取了宋朝宫廷中保存的《大内图》、《夏国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复，在他的宝座后金漆大屏风上，画有本国和周邻各族、各国的地图，便于随时观览。
宋太宗时，命画工将各州图，合并绘成一幅全国图，共用绢一百匹，藏在秘阁。宋制，每匹绢长四十二尺、宽二尺零五分，这幅地图的面积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图了。
《华夷图》——唐代贾耽曾绘制《海内华夷图》，对宋代的绘图技术影响很大。北宋赵竦重定《华夷图》，一尺半见方，字如蝇头。苏州人张珙擅长刊馋，上石三年始成。这幅地图在一一三七年（刘豫齐国阜昌七年）上石，高、宽各三尺余。据石刻题记可知这是在贾耽图的基础上，将唐的行政区域名称改为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状况描绘。图中对宋朝的山水、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当清楚。图中的海岸轮廓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但东部的海岸线还大致分明。黄河在今山东利津处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庆历八年）以前的状况，绘制时间当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图》——此图在《华夷图》石碑的背面，与《华夷图》同时上石。图中黄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稍晚。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线特别是山东半岛和雷州半岛，画得比较清晰，这说明这时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较精确。在图中相当于图名和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图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红二色区分，上石时无法分别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时，镇江府等地曾依长安本重校，再行立石。与同时代的欧洲舆地图比较，《禹迹图》的绘制技术是先进的。
《天下州县图》——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请，编绘全国地图，并提出借用职方所藏各种图经和地图。一○八八年，绘制成功，名《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今图》。沈括在实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势，即使天寒地冻、长途跋涉，也坚持作测绘地图的工作。他在魏晋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图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验、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绘《天下州县图》，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碍，皆随事准折。还绘成纬度格和经度格，分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粪四卦称之，防备后世此图遗失，看到文字记载，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县，仍然可以复原。沈括的这套地图（总图一大轴、一小轴，各路图十八轴）和文字记载，都已失传。
《地理图》——南宋黄裳在任嘉王（宋宁宗）府翊善时绘制。黄裳通晓天文，地理。这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晚一些，但所画海岸线和河流，都与《禹迹图》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计里开方法，而画了许多立体的山脉，很近于现代地图的自然描景法。这幅地图的石刻现在还保存在江苏省苏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舆地图》——元初朱思本绘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这个机会，旅行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绘成此图。由于画面较大（长、宽各七尺），不便流传，虽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传世。从现存明代罗洪先据此改绘的《广舆图》，可推知朱图的大概。
地图模型宋神宗时，沈括察访河北边区，调查山川险要，用面糊、木屑、熔蜡塑成山川、道路形状，作成轻便的模型，回官衙后用木刻制正式模型。从此，边区各地都制作木图。南宋黄裳也作过《舆地图》木刻模型。朱熹曾访求黄裳的木图准备仿制，还准备仿照谢庄的办法，将两三路合作一图，旁设凹凸，使犬牙交错，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装拆。朱熹还用胶泥制过地图模型。
沿革地理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书籍流通方便，易于进行排比对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学因而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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